测试??

所谓“国医”
傅斯年 | 1934年3月5日


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断气的事……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日本的侵略不得了，如我们有决心，有准备，加以极大之努力，而且善于利用局势，日本总有受教训之一日。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对于自己的身体与性命，还没有明了的见解与信心，何况其他。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馄饨的状态中，何况较繁复的事。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办了四十年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中国人到了现在还信所谓中医者，大致有几个原因。最可恕的是爱国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错了。人们每每重视本地或本国对于一种学问或艺术之贡献，这本是一件普通的事，而且在略有节制的范围内，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才可以激励出其土、其国更多的贡献来。不过所谓中医并非纯粹的汉土产品，这类的方技在唐时颇受印度及中亚的影响，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响。中医本来即无病理，有缺诊断，无非是一部“经验良方”。 

这些经验良方不是一处来的。这类考据，此地无法谈，我只提醒一句，其实医学在现在并无所谓国界，虽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的风气各有小小不同，在基础上全无半点分别，这不是论诗宗、评画派一流的事。第二个原因是头脑不清楚。对于一切东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请医生全是试试看，恰如乡下老太婆生了病时拜一切神佛一般。这全是以做梦的状态对付死生的大事。第三个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中没有给人安置一个坚实的科学常识训练，故受此教育者后来糊涂如此。 

我以为目下政府及社会上人应该积极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为所谓“国医”丢国家民族的丑了。即如数月前设置所谓中医研究所之争，真是一件意气与无知之充分表演，不图今日见此11世纪的恶剧。又如近时几个监察委员弹劾中央医院的事，真正是件大笑话，中央医院究竟杀人不杀人，须待有资格的医士检定，岂是几个在事外监察委员所能凭空断定的。以非技术的国家官吏去判断纯粹技术的问题，监察员坐在家中做了监察吏，这要比《洗冤录》所代表的文化还要退下几步。 

以政治的立点论，中国此时医学卫生的状态有下列几件事急须要做。第一，应该多设几个训练在内地服务医生之学校。目下的有名医学校，国立的如上海医学院，私立的如北平协和医学校，所造出的医生很能适合近代医学所要求的高标准，但听说他们每每喜欢在大埠作业，到内地去是很少的。所以内地至今等于没有真的医生，只靠几个教会的医院对付。这是不应该而且不了的事。至于各省设的医学校每每不能甚好，专靠他们也不是办法。现在应该集中力量，或就已有好的医学校中设农村服务医生一科，使他们在毕业后到内地，或者简单到内地乡村里办医学校去。听说南京中央医院有此类之计划，我希望它早能实现。第二，内地之需要公共卫生比需要医士还迫切。医士之训练不能速成，一时断难普及，不如先尽量讲究公共卫生，收效较快。况且中国是个世界上病菌最多的国家，各种疾疫并世无双，故死亡率在一切开化与未开化的人类之上。对付此情形之最有效方法，无过于防范于未病之先。以南京论，原来到了夏季、秋季伤寒、霍乱、疟疾之多，是大可使人吃惊的。几年以来，以卫生署及其附属机关之努力，特别是防疫注射之努力，这些病减少得多了。这样工作，比在南京多设几个医院的效力还重要。在中国的目下经济情形论，若干公共卫生的事业是难做的，然也不是一无可做的，其中也有若干不费钱只费力的。这里头的缓急与程序，要靠研究公共卫生的人的聪明，绝不是在中国乡村中无可为者。这件事要办好了，中国要少死许多人，即是省略了很大的国民经济之虚费。第三，要多多的训练些内地服务之看护。中国人太忽略看护对于疾病之重要了，以为万般的病都只要靠药治，因此死人不少。内地人之无看护知识，因而更需要能服务的看护，本是不待说的。不特有训练的看护应该更多，即一般的看护知识也应该灌输在国民教育之中。……第四，更多用的医药品应该由政府自己设厂制造，或促成中国工业家之制造。如吸水棉、纱带、酒精，果一切仰给于国外，在国民经济上看来大不是了局。医药品是最不能不用的洋货，若因医药事业之进步，这个贸易的漏洞太大了，决不是办法，所以政府及社会应该及早准备。第五，政府应该充分的推广生产节制。中国人口问题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产，第二是多死，这中间含有无数的浪费。果以医学卫生事业之进步，死亡率减少了，而生产率不减少，又不得了，所以生产节制大与社会安定有关。不过目下实行生产节制者，多为充分受教育之新家庭，此一个比较的能生长并能教育子女的社会阶级偏偏节制生产，而无力多生偏要滥生者不受限制，岂非渐渐的使我们的人种退化？所以政府应该对于一切患有花柳病、遗传性的精神病之人，及有遗传性的犯罪者，及绝不能自立者，利用最新发明的方法，使之不生育??

近代国家的责任一天比一天大，作这样事若能做得妥当，不算是妄举。第六，政府应大量的奖励在中国的近代医学，此意待下次详说。 

至于对付中医，似应取得逐步废止之政策。内地目下尚无医生，大埠的医生也不够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面看风水一半，禁止之后使他手足无所措。或者免不了暂且保留此一个催眠术。同时却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干真正胡闹的事，不便使他再做了。以后因有训练医生人数之增加，逐步禁止这些“国医”。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国医”禁止了，至少加一个重税于那些大赚钱的国医以取“寓禁于征”之作用。管理他们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因为“医卜星相”照中国的“国粹”是在一块的。论到“国药”之研究，乃全是训练有学问的近代药学专家的事，一药之分析，及其病状效能之实验，决不是这些不解化学的“国医”所能知觉的。 

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馄饨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 

（原载1934年3月5日《大公报》星期论文，又载1934年8月26日《独立评论》第一一五号??

告别中医中药

张功耀 | 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沙，410083


内 容 提 要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以科学的名义，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以人道的名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 

关键词：废除 中医 中药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俞先生的这个“废医”（“废除中医”的简称，下同）主张，明显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两位浙江后生，一位是余云岫，另一位就是鲁迅。前者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伪学”而名闻海内外，有自撰的3集本《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后者赴日学习西医，回国后却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己任，其中包括“废除中医”，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说《药》。在这些“海归派”的倡导下，在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废医热潮。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2〕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 

在我国，主张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竞争的“爱国者”不少，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同样，尽管中国至今仍不乏批评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却没有任何“护医使者”指明了中医的前途。有不少人曾经试图通过“中医现代化”来振兴中医，实际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 ginseng, 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 为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另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底气不足的新主张。他们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复古。可是，这个复古倾向一冒头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明眼人心里很清楚，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由之，中医走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笔者首先想要论述的是，中医走入今天这种境地，是它从来不曾主动地寻求进步造成的。 

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我国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冬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其实不然。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进步。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就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笔者曾经考查过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美洲地区的医学。〔3〕将其与中国古代医学相比较，不难发现，所有古代医学都有十分相似的起源。比如，西医里边的“发炎”（inflame，inflammation）就与中医里边的“上火”是一致的。在化学药物兴起之前，全世界所有古文明发源地的人民都是用草医草药治病的。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古中国大概还是兴起草医草药较晚的文明地区之一。为使“护医使者”们对它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做稍微详细一点的论证。 

高春媛女士曾经出版过《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其中对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4〕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至于立有方剂最早的中医著作，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14种医书，其存续年代在公元前193年左右。如果拿它与其它文明地区的医学做比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肇始年代，不仅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医学形成的反差较大，与古希腊医学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当大的。对此，笔者已经指出过，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0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其明确可追溯年代达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启王朝立国还要早大约100年左右，比甲骨文的存续年代早大约700年，比马王堆医书早1900年。古希腊的医学原来以为是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的。最近，从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过来自克利特人的药方。这一证据把希腊医学的历史往前推进了800多年。遗憾的是，如此久远的医学历史文物和文献证据，在中华文明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5〕 

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医”，只有“巫”。众所周知，中国的“巫”是纯粹的“医骗子”。后来才逐步从“巫”当中分离出了“医”。由于中国古代的“医”起源于“巫”，使得中国的“医”一开始就与“巫”搅在了一起。事实上，我国今天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依然保留着“巫”的痕迹。 

中国古代何时才把“医”和“巫”分开，至今没有定论。有人以秦越人（扁鹊）为中国最早的“医”。其依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扁鹊的一个誓言：“信巫不信医，不治也。”于是，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有考据认为，扁鹊生于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如果这个说法确实，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岁。更有甚者，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扁鹊有任何医学著作流传后世。《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扁鹊内经》极有可能是伪托扁鹊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经失传。希波克拉底则无可置疑地留下了10大册之巨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据西方科学史家介绍，这部比扁鹊的出生还要久远的古代医书所包含的医学主题有53个，迄今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公元11世纪出版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最大页码编号是5526。对此，我们只要指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衡如、刘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纲目》，连同“目录”和“索引”在内才2000页，足见《希波克拉底文集》著述的宏大了。 

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丰富。更何况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之后，有盖仑（公元二世纪）和阿维森纳（公元九世纪）两次里程碑式的发展。可是，当16世纪化学医学兴起的时候，欧洲人还是告别了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草医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 

继化学医学革命成功之后，医学在19世纪末又发生了生理医学革命。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20世纪的人类正在酝酿一场基因医学革命。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人类文化多次长足的进步，居然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方面。这种不思进取的文化，难道是先进的文化吗？因此，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既不可能复古，也不可能走向现代化的中医中药。 

以科学的名义 

许多为“中国古代无科学”做驳斥的学者，总是试图指出中国和西方存在“不同的科学”。这样的假定是虚幻的。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就在于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人以为，中医虽然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被称为经验医学。其实不然！中医的绝大部分概念和陈述没有经验基础。诸如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之类的概念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药性的“五味”（辛、甘、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些经验的味道，其实它们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类似的还有“五脏”（心、肝、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赋以任何经验意义的概念。另有一些表面上看属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却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确。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脉诊”方法。这种描述不精确，没有实际诊断价值的经验方法，使慈禧太后至今还背负着洗不清的“喜脉案”。其实，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可以通过脉相来表达。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中医断言为一种经验医学。 

此外，中医也完全不是理性医学。理性科学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为特征。表面上看，所有被完全形式化的概念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可是，几乎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具有经验的可还原性。比如，“点”、“线”、“面”在经验世界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都可以用来解析经验世界的存在。你可以将桌子上的某个位置叫做“点”，你也可以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叫做“点”，如此等等。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中医概念达到了这样既高度抽象，又可做经验还原的理性思维境界。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医的非科学特征，我们不妨以《黄帝内经》中关于水肿病的论述做一次具体的解剖： 

“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歧伯曰：‘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帝曰：‘善’。”〔6〕 

这段文字以黄帝的口吻提出了这么一个病理学疑问：通常认为，疾病是从外到里演化的，可是偏偏有些疾病“不从毫毛而生”，五脏自己就变得不起作用了，“水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为什么呢？然后，作者以“歧伯”的口吻教导黄帝如何对水肿病人进行保养和治疗。其中，“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所表达的是对水肿病人的治疗原则。它把治疗水肿比喻成称东西，把蕴积的部分去掉，保持一种平衡，水肿就可以好了。这个教导明显是一种表面判断，没有任何深入的趣味。肿了的病人要消肿，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实在不是一种了不起的“学问”。然而，歧伯却以煞有介事的姿态讲出了一些连他自己都如坐云雾的“医理”，其中引起中医学者最大兴趣的莫过于“缪刺疗法”。 

按照《素问.水热穴论》的说法，人体中有水俞57处，亦称“肾俞57”。人若有水肿病，可判断为“肾俞积阴”。按照“以左取右以右取左”的缪刺原则，左边水肿刺右边，右边水肿刺左边，一直刺到“见血立已”。可是，水肿病人基本上是左右俱肿或全身浮肿的。如此，如何才能“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呢？估计写这段文字的作者也未必清楚。至于用这种方法处置水肿病人，会不会出现“以复其形”（消肿）的医疗效果，也只好由患者的生命去作赌注了。至于“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我们姑且不去妄加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 

无可讳言，水肿病曾经是一种难以理解和治疗的疾病。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虽然水肿病被发现得很早，但直到19世纪，英国医生John Blackall 和Richard Bright才将肾源水肿、肝源水肿和心源水肿区别开来。1898年，英国生理学家斯大林（Ernest H. Starling）描述了作用于毛细血管膜的水压力和胶体渗透压力（oncotic forces）之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水肿是因为这两种力的平衡遭到破坏引起的。细胞内外钠离子含量的变化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这也是西药医生劝告水肿病人少吃盐的科学依据所在。至此，关于水肿的认识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由上可知，尽管不同的古文明地区在战胜疾病方面有大致相同的起源，但以后的发展道路迥异。值得我们效法的是，西医在取得进步之后，便很快告别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认识，主动用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医学实践。中医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居然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的进步使中医发生过丝毫改变。 

现代人当然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的不开化。但是，如果现代人继续维护古人的错误，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和对人类生命的摧残了。因此，以尊重科学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因果关系和原理关系都不明确的中医中药。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 

最近20多年来，由于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欧美医药学界出现了一种自然疗法（Natural 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古代文明中曾经流行过的草医（Herbal Medicine）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Acupuncture），受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以草药和针灸作为辅助疗法的小诊所。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以此发表带渲染性的报道说，中医已经风靡世界了。其实，正如前述，草本医学并不为中国所独有，而是在16世纪以前的一切古文明世界中都存在的医学方法。因此，欧美医药学界推行的自然疗法也不是只参考中国古代的医学记载。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然疗法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中国古代滥用自然界的恩赐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我们以对姜的药用价值研究为例，来比较二者的不同： 

相传，孔子是喜欢吃姜的。《论语》中有孔子“每食不撤姜”一说。王安石说，姜能“疆御百邪”，把姜的药用价值夸大到了可以抵御所有外感疾病地步。其它古文明地区（如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也有以姜入药止呕的记载。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的时候，辑录了姜的药用价值达44种。但是，经自然疗法医药学家核实。姜的确切药用价值只有两种，那就是“止呕”和“通关节”，即对反胃（nausea）和骨软骨炎（osteoathritis）有效。〔7〕 

这个确证过程是严格的。以姜的止呕作用为例： 

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华盛顿中心医院的D. Mowrey医生把姜做成姜粉胶囊用来缓解因流行性感冒而引起的呕吐。后来，又有一位德国医生发现了姜对于消化不良和晕动呕吐也有疗效。1984年，美国宇航局（NASA）拨款支持姜粉胶囊抗晕动的研究。研究小组把它与晕海宁（dimenhydrinate）、安慰剂（placebo），多潘立酮（domperidone）、敏克静（meclozine）、桂利嗪（cinnarizine）等进行了药用价值的对比研究，他们在1489例对比实验中，发现给每4小时500毫克姜粉胶囊与给每4小时100毫克的晕海宁，具有相同的抗晕动的效果。〔8〕而且，姜粉胶囊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大约在相同时间里，自然疗法医药学家，以每4小时给姜粉胶囊250毫克的剂量，在70例抗妊娠反应中也取得了显著疗效。这样，姜粉胶囊在感冒、舟车运动和妊娠中出现的呕吐，都取得了可靠的疗效证明。 

这样的研究与王安石和李时珍随意夸大姜的药理作用，以及中医方剂中滥用姜入药，属于完全不同的规范。 

滥立方剂在汉以后的中医文献中是一种普遍现象。随便翻开一本医书，往往是一种疾病立有若干个方剂，一个方剂又同时使用了若干种“药物”。尽管保留在各种中医文献之中的“良方”、“验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栋，却都没有切实可靠的临床实验依据和医理。正由于此，中医方剂的“有效”没有普遍意义。有的“疗效”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其中，将鸦片用于止痛和止泻就是有害“疗效”的例子。目前，西医为了缓解病人痛苦，从鸦片中提取单体吗啡用于止痛，但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定。其所以做出这样严格的规定，就是因为西医既认识到了吗啡的药用价值，也认识到了吗啡的毒性作用。这与中医滥用“佛粥”（鸦片的中医别名）止痛和止泻是完全不同的。 

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医的“药”是否真有药用价值，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确证。事实上，中医方剂中的“药”不乏“食品”、“污物”、“毒品”和“穿肠而过的异物”。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把自缢的绳子烧成灰兑水服，可以治疗突发性癫狂。如果把这种绳子收藏二年以上，效果会更佳。又记载，将丢弃路边的烂草鞋烧成灰兑酒喝，可以治疗霍乱。诸如此类的配方是不可能具有确切的药用价值的。 

熟悉中医方剂学的读者也许知道，中药医生遵循君臣佐使、六气岁物、七方十剂、气味阴阳、五味宜剂、升降沉浮、五运六淫、十九畏、十八反的配伍方法进行多味立方。某些“神效”方，可能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味或者两味，在立方的时候，却偏偏要开十几二十味。笔者在农村习医（中医）时见过的方剂曾多达49味。中医如此立方，模糊了中医药物对于疾病之间的医理关系，同时浪费了许多“药材”资源，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3、异物入药。 几乎所有的中药方剂，真正起作用的可能只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药都没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于是，在多味入药的方剂中，“多余”的药物就成了穿肠而过的异物。患者花费大量的钱财购买一些穿肠而过的异物，对患者所造成的坑害是可想而知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证明，即使是“上好的”人参，对于所有的疾病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可见，中医的异物入药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患者花钱买回的“药物”中，竟然不乏污物、毒物和异物。它们不但不能解除患者的痛苦，反而还要使患者不明不白地忍受各种危害。这样的“仁术”是道德的吗？ 

古人入药混乱限于古人的认识水平。现代人明知其有害，却要竭力去维护它，这种不道德的文化欺骗行为，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古代立方大多凭经验，没有什么理论。16世纪中叶，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士（比李时珍大35岁）根据当时的化学思想，首次指明了草本医学中所使用的药物，真正起作用的是药物中的“精素”。为此，他通过结晶升华获得了人类第一个化学药物：愈创木酚。与这种寻求药物内在起作用的“精素”不同，中医立方则通过从药材的选择、药物的炮制、药物的收藏，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严格规定来追求“奇效”。细辛要水渍令直，蜈蚣要足朱为上，黄精要七蒸七晒，螵蛸要胶于桑树者，上党的人参，川西的当归，齐州的半夏，毒蛇含过的石头，总之，所有中药必须“产之有地，采之有时，制之有法”，才能奏效。此外，还有将药物分成上、中、下“性三品”以应天适时，把握君、臣、佐、使和“五味”“四气”的宜忌、标本、升降、沉浮的配伍法式以相宣摄。到了唐朝，气象变化也被引入了用药法式，于是又有了“四时宜忌”和“五运六气用药式”。此外，还有“不得违越”的剂型规定。甚至熬药用的水，烧火用的柴都是使中医方剂创造“奇效”的严格规定。 

这样严格而奇异的立方不为别的，只为追求“奇效”。显然，这样严格的规定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就有“良方易得，好药难求”一说。立方如此严格，见效了自然是“奇方”的“奇效”；如果不见效，当然就是没有“好药”或“真药”了。由之，医生无效施治的责任被开脱得干干净净。而患者为了疾病的好转，不得不按照这些严格要求，爬山涉水、劳民伤财去寻求“真”“奇”的药物。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真”“奇”的追求没有任何医学意义。 

总览以上，这样的“仁术”何曾有丝毫的仁爱之心？今天，应该是我们彻底揭露“仁术”真相的时候了。 

①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消耗人参最多的国家，其基本消耗目的是用它来改善人的活力，消除疲劳。19世纪，欧洲人依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开始研究人参真实的药用价值。其结果，居然是否定性的。20世纪，美国人也开始了对人参的研究。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人参有任何确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于是，经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严格审查确认，人参属于“一般认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的食品，而不是药品。1970年代以来，医学界陆续发现了人参的许多副作用。由之，这个被列入“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陆续有了一些安全防线，它告诫人们，重感冒，咯血，过敏，失眠，便秘，高血压患者不宜进食人参。 

参 考 文 献 

〔1〕 俞樾，废医论，原载《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卷45）（M），清光绪十一年刊本，第1－13页。 

〔2〕 陈小野，余云岫医学革命论中的民性观点(J)，第八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南宁，1988年）交流论文。 

〔3〕 张功耀，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10页。 

〔4〕 高春媛，文物考古与中医学(M)，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2页。 

〔5〕 同〔3〕。 

〔6〕 佚名，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第十四(M)，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7〕 Altman RD, Marcussen KC. Effects of a ginger extract on knee pain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Arthritis Rheum.(J) 2001;44:2531–2538. 

〔8〕 Wood CD, Manno JE, Wood MJ, et al. Comparison of efficacy of ginger with various antimotion sickness drugs. Clin Res Pract Drug Reg Aff.(J) 1988;6:129–136. 

〔9〕 李时珍，本草纲目（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M)，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10〕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11〕 李时珍，本草纲目（刘衡如、刘山永校注本），(M)，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0页??

科学地看待中医药
方舟子 | 2006年3月1日
科学没有国界，也不属于某个民族所特有。医学科学也应该只有一种，没有中西方之分。所以我不同意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西医应该用于指现代医学诞生之前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医术。现代医学虽然是从西医发展来的，但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吸纳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人的贡献。既然我们不再把科学称为西学，就不应该把现代医学称为西医，更不应该相信在现代医学之外还另有一套可与之分庭抗礼甚至还超过它的医学科学体系。 

不幸的是，至今仍有不少人，由于亲身体验过中医药的好处，或出于民族感情，而轻信中医药神话。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了解医药科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更清醒、理性地看待中医药。 

我们首先应该把中医理论和中药（以及针灸等传统疗法）区分开来。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虽然有许多人幻想将来有一天中医理论会被纳入科学体系，甚至被用来拯救现代医学，但是那仅仅是一种幻想，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实现。世界上各个民族（包括西方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过自己的一套医疗理论，它们也都被排斥在科学体系之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民族的传统医学就会是个例外。 

为中医药辩护的一个常见理由是说它是“经验科学”，是几千年的经验结晶云云。我们切不可因为某种东西流传了千百年，就认为它必定有效。风水、算命、巫术同样流传了千百年。不过我们对传统医术不妨宽容一些。的确，通过千百年来的医疗实践，有可能摸索出某种疗法、发现某种药物。但是，经验有可能有效，却也非常有限。口口相传的经验往往是靠不住的，含有捏造、夸大成分，或有意无意地进行了筛选（只注意成功的病例而忽视失败的病例）。许多疾病的疗效也不可能通过经验摸索而确定下来。所以，虽然在长期摸索中人们有时会真的发现有效的药物，但是是否真正有效、有效成分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毒副作用，都必须经过现代医学方法的检测才能确定。 

历代名医在医案中津津乐道自己曾经用什么处方治好了某个病人，患者在文章中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得益于某种药物，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都没有价值，因为就药物、疗法的疗效而言，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某个患者吃了某种药物之后病好了，并不等于就是那种药物真的发挥了作用。它可能是自愈，许多疾病本来不吃药也可以自愈；可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许多疾病的相当一部分病人在吃了无药性的“安慰剂”之后也会痊愈；甚至可能是误诊，病人本来就没病。因此，要确定某种药物的疗效，必须在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进行统计之后才能确定。而且临床试验必须采取双盲方法，并有安慰剂对照组。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中药已完全通过了如此严格的临床试验，而现代药物（也就是所谓“西药”）一般都要经过这样的临床试验才会获准上市。如果以“个体化治疗”为借口自欺欺人，拒绝临床试验，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现代医学承认不同的人之间存在个体差异，药物往往只对一部分病人、而不是全部的病人都有效，所以才需要做统计。但是现代医学并不认为个体差异会大到每个人都只能用特定配方的药的地步。一个真正有效的药应该是对相当多的人都有效的。 

有些药物虽然对治疗疾病有良效，但是由于毒副作用过强，也无法使用或必须慎用。中医虽然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但是这只是一句废话，对某种药物究竟有什么毒副作用，服用后会对身体器官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对那些急毒、剧毒药物，靠经验还可能发现，但是对那些毒副作用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的慢性毒，例如药物导致的癌症、肝病、肾病、心血管疾病，凭经验根本不可能发现，必须靠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流行病调查才能查出来。近来靠现代医学方法才发现许多被中医认为无毒的中草药有强烈的毒副作用。龙胆泻肝丸能导致肾衰竭，只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实际上，还有许多药典记载“无毒”的中草药被发现能导致肾衰竭、癌症、胸腺萎缩、重金属中毒、畸胎。 

我们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质疑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不等于全盘否定中医药。某些中药、中医疗法就像其他民族的传统药物、疗法一样，可能有其价值，值得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挖掘、研究。 

（《第一财经日报》20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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